強制佩戴安全帶的新法例於1月25日實施,惟實施不足一周需暫緩執行。執業律師、前立法會議員江玉歡質疑經修改後的法例,祇適用於2026年1月25日或該日之後首次登記的巴士。運輸及物流局經徵詢律政司法律意見後,決定盡快提交附屬法例以刪除條文,並廣納各界意見,待優化條文後再諮詢立法會。政府憲報今(6日)刊憲刪乘客須配用安全帶條例。 相關新聞: 巴士安全帶—強制佩戴要求先刪除 陳美寶:法律條文有不足 完善後

台灣加權指數收跌18點或0.06%,報31782點。 早段曾跌2%,台積電逆勢升15元至1780元,漲幅0.84%,成大市支持。

方嘉柏育有三子,其中大仔Ryan及次子Ronan對賽馬和訓練馬匹等範疇均有濃厚興趣,均已成為其馬房團隊的成員,經常每朝一早和父親一起觀操,從中學習。 今早方嘉柏如常與兒子Ronan一起督操,當周日有程馬「飛雲」和「富心星」在大圈快操時,方氏父子特意走出烽火台吼實,對兩駒均很重視。「飛雲」馬主馮柏基是主播靚太黃婉曼的丈夫;「富心星」馬主是方廄忠實馬主「心星」系關氏家族,可以說這兩駒也是方嘉柏的好友馬

從廣州、泉州出發,看一個帝國如何擁抱海洋 駛向「漲海」的龐大艦隊 當汴京的夜市燈火通明,四川的交子紙券飛舞時,在帝國超過一萬四千里的海岸線上,另一場靜默的經濟革命正迎著季風展開。廣州、泉州、明州(今寧波)等港口的碼頭上,堆滿了等待裝船的瓷器、絲綢與書籍,也卸下來自數十個國家的香料、寶石與奇異木材。 宋代的士大夫們,將南海稱為「漲海」。這個名字恰如其分——海洋不再是被動的疆界,而是財富與機遇如潮水般「上漲」的通道。管理這股潮流的核心機構,叫做「市舶司」。它的運作,不僅為宋帝國帶來了巨額財富,更悄然開啟了此後近千年影響中國命運的「白銀時代」。 第一幕:市舶司——帝國的「海關」與「國營外貿公司」 公元971年,北宋滅南漢,立刻在廣州重建市舶司。這標誌著朝廷將海上貿易視為國家核心利益。市舶司的職能遠超今日海關,它是一個集管理、經營、徵稅於一身的超級機構: 「抽解」與「博買」:外國商船到港,先由市舶司「抽解」(徵收實物稅),通常為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三。此後,官府對珍貴貨物有優先「博買」(官價收購)權,這部分利潤最為豐厚。 「公憑」制度:中國商人出海,須向市舶司申請「公憑」(貿易許可證),詳細登記人員、貨物、目的地,歸國時也需在此核銷並納稅。這是一種先進的貿易管理與稅收追蹤系統。 壟斷專營與利益輸送:像犀角、象牙、乳香等奢侈品,常由市舶司專營,利潤直達皇室內庫,成為皇帝重要的「私房錢」。南宋高宗曾直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 財政貢獻:貿易利潤究竟多可觀?北宋中期,市舶收入年均約50萬貫;到了南宋偏安一隅、北方陸路貿易斷絕後,海貿成為生命線,市舶年收入一度高達200萬貫,約佔中央財政總收入的5%以上。泉州更有「富州」之稱。這筆無需向農民加賦而得的巨款,對支撐南宋國運至關重要。 第二幕:世界商品在宋代「交會」 宋代的海上貿易網絡,東至日本、高麗,南抵南洋,西達阿拉伯、東非,真正的「舶交海中,不知其數」。主要航線有兩條:一是從廣、泉出發,經南海至東南亞、印度的「西洋航線」;二是前往朝鮮、日本的「東洋航線」。 中國出口「硬通貨」: 瓷器:龍泉青瓷、景德鎮青白瓷是最大宗。從東南亞到中東,上流社會以使用中國瓷器為榮。海底沉船中發現的數萬件瓷器,無聲訴說著當時的貿易規模。 絲綢與絹帛:技術領先的高級紡織品。 金屬製品:銅錢(後成為東亞國際貨幣)、鐵器等。 書籍與文化:佛經、儒家典籍、書畫,影響了整個東亞文化圈。 世界輸入的「奢侈品」與「必需品」: 香料:胡椒、丁香、乳香、沒藥。不僅用於飲食,更是宗教儀式和醫療必需品,價值堪比黃金。 珍寶:象牙、犀角、珊瑚、瑪瑙、珍珠。 藥材與原料:龍腦、蘇木、硫磺。 新物種:占城稻(早熟高產)、棉花,深刻改變了中國農業與衣著。 第三幕:最深刻的影響——「銅錢外流」與「白銀內流」 繁榮的貿易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嚴重問題:錢荒。因為中國商品競爭力太強,外國對中國貨幣的需求極大,導致銅錢(特別是製作精良的宋錢)大規模、持續性地外流到日本、東南亞乃至印度洋地區,成為當地實際流通的「國際貨幣」。朝廷屢禁不止,因為這是市場選擇。 更重要的變化隨之而來:為平衡巨大的貿易順差,白銀作為一種高價值、易分割的貴金屬,開始從日本、南洋等地大量流入中國。雖然宋代主流貨幣仍是銅錢和紙幣,但白銀在官方稅收(如「稅銀」)、大宗貿易和國家儲備中的地位日益上升。 這一趨勢被蒙古入侵和元明兩朝繼承並加強。到了明代中後期,隨著歐美白銀經菲律賓(馬尼拉大帆船貿易)和後來的直接貿易如潮水般湧入,中國終於完全進入「白銀資本」時代,其貨幣與財政體系徹底與全球白銀產銷綁定。而這一歷史巨流的源頭,正是宋代發達的海外貿易所奠定的經濟格局與白銀貨幣化傾向。 第四幕:貿易背後的帝國身影——從鼓勵到收縮 宋代對海洋的態度是複雜而務實的。大部分時間裡,它採取了歷史上罕見的鼓勵與管理並重的政策。朝廷不僅保護外商權益(設「蕃坊」供其居住,任命蕃長管理),對招引外貿有功的官員還有獎勵。 然而,帝國從未將海洋視為戰略發展方向。貿易的根本目的,是為財政服務。當政局不穩或財政需求變化時,收縮便會發生。例如南宋後期,因擔心銅錢外流加劇和沿海安全,曾多次實行「海禁」,嚴厲限制私人出海。這種「經濟上開放,政治上警惕」的矛盾心態,成為中國古代海洋政策的一種基調。 終章:海洋文明的「巔峰」與「伏筆」 宋代的海外貿易,是中國古代海洋文明的巔峰。它建立在領先的造船技術(水密隔艙、羅盤導航)、精湛的商品生產力和成熟的商業制度之上。它讓中國前所未有地深度參與了當時的「全球化」初級網絡,財富、物種、技術與思想得以交匯。 然而,這個巔峰也留下了一個決定性的伏筆:它將中國經濟與海外貴金屬(最終是白銀)緊密聯繫起來,卻沒有催生出一個將海洋視為生命線、全力爭奪制海權的「海洋國家」意識。帝國的眼睛,始終更多地向內望向廣袤的農田與不安的北方邊境。 因此,宋代的海上繁榮,更像是一場由經濟理性與財政需求驅動的、輝煌卻被動的邂逅,而非一場主動擁抱海洋文明的戰略轉向。當後來明初鄭和的艦隊曇花一現後,帝國轉身離去,而宋代市舶司的盛景,便成了此後數百年令人追憶卻難以再現的遠洋舊夢。 今讀有感:宋代的海上貿易史,是一部關於「開放與內斂」、「經濟理性與政治保守」的雙重奏。它證明瞭中國社會蘊含著巨大的商業海洋潛能,能創造出世界級的貿易體系和制度創新。然而,其最終未能導向根本性的文明轉型,提醒我們:可觀的貿易順差和財政收入,並不等同於海洋戰略的確立。真正的轉變,需要經濟動力、制度保障與戰略意願的深度融合。宋代點燃了海洋經濟的火炬,卻將決定它能否燎原的選擇,留給了身後漫長的歷史。 從汴京街市的商業革命,到四川交子的信用實驗;從王安石激昂的國家調控,到市舶司前千帆競發的海洋貿易——這四篇文章,我們試圖勾勒出宋代經濟這個複雜而立體的巨人。它既有市井的煙火氣,又有金融的抽象力;既有國家干預的雄心,也有擁抱海洋的胸襟。宋代經濟的「現代性」氣質,並非指向工業革命,而在於其高度複雜的市場化、貨幣化、國家治理的理性化嘗試,以及與外部世界深刻的物質交換。這是一幅充滿矛盾、活力與遺憾的瑰麗長卷,其成敗得失,至今仍為我們理解國家、市場與社會的關係,提供著無盡的啟示。

鄭曦琳今日(6日)在其社交平台披露,就「藥倍安心」爭議,昨日以「未獲資料當事人同意下披露其個人資料而該披露造成指名傷害」罪名被捕。她指,案件現已進入法律程序階段。基於法律及程序考量,現階段不便就事件作出任何評論。她又公開一張警方發給她的被捕通知書。據了解一名24歲鄭姓女子,涉在未獲同意下披露個人資料並導致該當事人或其家人蒙受指名傷害,昨日被警方拘捕。